生产安全事故瞒报本身不仅破坏了安全生产的正常秩序，而且会耽误抢险救援的最佳时机，破坏事故统计的真实性，带来负面社会影响。目前，我国已经采取瞒报惩罚、举报奖励等双向措施，为何迟报、谎报乃至瞒报行为仍然屡禁不止？我们至少需要从制度完善和机制运行两个维度来重新审视安全生产中的瞒报治理。

制度较多，仍需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笔者梳理相关制度发现，对于瞒报界定、报告部门、惩罚措施等仍需要进一步明确和细化。

一方面相关法律法规不够明确，缺乏统一性。目前，涉及瞒报事故的法律法规较多，但关于具体报送行为诸如报送时间、报送部门、报送渠道、报送内容等关键规定仍存在一定的碎片化现象。如对于政府逐级上报的时间规定，《安全生产法》中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上报事故情况，而这些相关规定看上去在层层压实责任，但容易使生产经营主体和非法律专业人士对报送时间紧迫性的认知形成误解，从而对报送行为产生阻碍，同时也给相关责任人留下推责空间。

另一方面迟报、漏报、瞒报、谎报的界定相对模糊，给报送主体留下操作空间。根据《安全生产法》迟报、谎报、瞒报、漏报事故的释义，从理论上来看，如果报送主体知道事故发生后应当及时报告，却没有报告，或者报告内容与实际不符合，就属于瞒报或谎报；如果是因为行为人疏忽或大意，未能及时上报，则属于迟报或漏报。可见是否瞒报受行为人的心态影响，具有较强的主观性。

从实践上看，瞒报行为很容易转化为迟报或者漏报，从而改变对行为人的惩罚力度。故意隐瞒已经发生的事故，并经有关部门查证属实的，属于瞒报。对瞒报进行认定的前提条件是经过有关部门查证，如果相关部门未发现问题，数天后行为人主动报告，但已经丧失了最佳的救援机会，这种情况在实践过程中很难认定其当时是否存在主观故意。

政策执行困境也影响和制约了信息报送行为

政策执行困境也影响和制约了信息报送行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报送主体法律意识依然淡薄，习惯性隐瞒和截留相关信息。部分企业负责人和政府工作人员缺乏相关法律法规知识，对于事故发生后该如何处置及该承担怎样的法律后果并不十分清楚，第一反应便是隐瞒，同时为了避免可能的法律乃至刑事责任，往往与受害者家属进行私下协商，进一步强化了瞒报行为的动机和合理性。

第二，利益相关者多方博弈下，瞒报行为存在潜在收益和减少损失的可能。安全事故涉及个人、企业、地方政府、受害者及其家属、监管部门等多个利益相关者。事故发生后，涉事企业，地方政府往往面临不同利益损失。为此涉事企业通常优先采取补偿的方式私了，受害者及家属也可通过接受补偿协助企业瞒报。报送主体在侥幸心理下，故意隐瞒不报，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助，避免损失扩大。

第三，信息报送的层级繁琐，影响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一个完整有效的信息传递需要具备传播主体、媒介、传播客体三个基本要素，任何一个要素出现问题，信息都不能有效地传递。根据《生产安全事故信息报告和处置办法》的规定，企业与政府之间的报告途径是单位负责人进行报告，政府内部信息报告需要逐级上报。这些规定会导致信息传递过程中信息本身出现衰减、失真、不及时等情况，影响事故信息上报的及时性和准确性。

扎紧制度的笼子，更要关注制度运行

治理瞒报，减少迟报、谎报和瞒报的发生，不仅要进一步扎紧制度的笼子，更要关注制度运行是否通畅有效，未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改进。

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破除信息报送障碍，减少侥幸心理，在制度设计上强化主动、及时、准确报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制度设计，从制度层面对瞒报行为进行约束。

第二，充分运用新兴技术手段，增强报送方式及渠道的便利性，提升信息报送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同时，加强各相关单位的信息共享和协调联动机制。通过建立相应的协调配合机制，加强医院、保险行业、应急部门、公安机关和其他相关部门之间的联系，打造便捷的信息沟通渠道，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信息来源的多样性。

第三，进一步强化信息报送、主动补救、内部举报的正向激励措施。在实践中由于一些单位存在内部惩罚和行政责任悖论，“最先”掌握信息和掌握信息“最多”的人却不发声，往往是社会公众和媒体获取到相关的信息，再进行举报。从减少瞒报产生的事故风险角度出发，未来可以完善主动上报、企业负责人和地方政府主动补救的激励措施。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应急管理基地兼职研究员）

企业生产安全事故不报、迟报、瞒报屡禁不止，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有无解决办法？本文试图从语境行为分析的视角，对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建议。

分析语境行为的意义

笔者查看发现以往对事故瞒报案例的分析，主要聚焦于责任人“逃避处罚”的“侥幸心理”以及“责任不落实”“监管不到位”“护犊子”等心理和管理原因，这些其实都是内部语境。如果能改变瞒报行为发生的外部和内部语境也许能够预防这一行为的再次发生。

以瞒报事故较多的矿难事故为例，一些企业负责人却企图瞒报事故，他们在这个阶段要做出一个艰难抉择：上报还是瞒报？因此，分析影响这一抉择的外部语境和内部语境因素有哪些就显得十分必要。

判断瞒报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影响瞒报行为的一个关键语境因素就是瞒报事故的责任主体负责人在事故发生后需要判断瞒报事故成功的概率有多大。这取决于事故信息是否已经外泄，外泄渠道有哪些，如何封堵外泄渠道，

因此，影响这个关键决策行为的外部语境是信息屏蔽壁垒。这包括自然环境信息屏蔽和人际环境信息屏蔽。矿山企业发生事故后瞒报数量较多，因为矿山企业大多地处偏远山区，矿难发生时一般只有矿业内部少数人员知道真实伤亡消息，很容易形成信息壁垒。

为了打破这一信息壁垒，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可以要求矿业主在矿区关键部位部署图像处理自动监控报警系统，笔者相信，目前图像处理自动监控报警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信息屏蔽壁垒。

另外，事故瞒报的成功还需要在事故相关的人际语境形成信息壁垒，这就包括事故知情人及所在区政府安全监管人员。

企业经营者一般在经营过程中与相关部门人员比较熟悉，特别是与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人员有交往，所以对政府人员可能会采用行贿或拉人入伙的办法寻找“保护伞”，而且事故等级划分也影响当地政府官员的政绩或晋升机会，因此，很多事故瞒报案例曝光后，会看到由利益链条或腐败网络形成的人际信息壁垒。

对于这样的人际信息壁垒，可以采取增加事故线索举报奖金，加大扫黑除恶力度，严格保护举报人，重奖立功的基层安全员等方式来突破，毕竟只靠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单枪匹马，很难突破利益集团或黑恶势力的人际信息壁垒。

事故等级划分及处罚的政策制度语境

影响事故瞒报行为的另一关键语境因素，就是事故等级划分及处罚的政策制度语境。事故瞒报的基本动机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瞒报事故者一定是衡量了瞒报成功概率及成功后可以避免多少惩罚，瞒报失败可能遭受的损失或惩罚。这是一种常见的利益博弈或赌徒心理，这与目前的事故等级判定及处罚的制度语境有关。

在现有事故等级划分制度语境下很容易引发“侥幸心理”或“赌徒心理”。我们要从企业主经济利益得失来衡量制度的合理性与预防性。如山西繁峙县义兴寨金矿区“6·22”特别重大爆炸事故从死亡38人特别重大事故被瞒报为死亡2人的一般事故。从规定来看，一般事故与特别重大事故遭受的处罚金额相差很多，这些罚款规定是否合理？经济处罚是否能收到应有的惩罚效果？是否可以调查一下矿业主如何看待这些规定？是否可以用心理学实验检验一下是否容易引发“铤而走险”“避重就轻”的侥幸心理？

瞒报事故者的内部语境也很重要

瞒报事故者的内部语境也对这一行为有重要影响，特别是瞒报者对相关法律的无知或轻视、对安全责任的模糊认知或掉以轻心、对可能遭受处罚的恐惧情绪、关于瞒报事故的直接或间接成功经验以及冒险的个性、自私自利的价值观、对当地官场人脉把握的自信、对瞒报成功率的计算等内部语境也可能导致企业主做出瞒报行为。

以上，笔者从外部自然环境、人际环境及内部语境三个方面对矿山事故瞒报行为作了简略的语境行为分析并提出了粗浅的建议。然而，影响瞒报事故行为的因素比较复杂，尚需应急管理相关部门组织安全管理、安全心理、法律等领域专家对近年来的案件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分析探讨，找到症结所在，并结合实际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这次栖霞市市委书记和市长因事故瞒报被双双刑拘的案例应该给政府官员敲响了警钟“。生命重于泰山”，重大事故发生后及时上报、快报，意味着政府部门可以更早、更专业、以更大力度实施救援，为被困人员争取更多的脱险机会，而瞒报是对生命的漠视，无异于草菅人命，是与人民为敌，国法必不容。

（作者祝卓宏为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教授，孙香萍为国防大学教授）